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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八日清晨，盐岛的平静被打破。

    五艘船陆续驶入港湾，船型各异：有平底的内河货船，有尖底的海船，还有一艘装饰着铜饰的双层客舟。每艘船都挂着不同的旗号——有的是鱼形，有的是锚形，有的是海浪纹。

    “来了。”姜禾站在码头石阶上，对身旁的范蠡说，“琅琊九盐户，除了我们，八家全到。这是十年来第一次。”

    范蠡观察着下船的人们。为首的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者，拄着紫檀木杖，穿着深青色绸袍，腰佩玉环，须发皆白但眼神矍铄。他身后跟着两个中年汉子，一个矮胖圆脸，一个高瘦阴沉。

    “那老者是陈氏家主陈桓，”姜禾低声介绍，“琅琊盐户中资历最老，祖上三代煮盐。他左边那个矮胖的是赵氏赵魁，专做军盐买卖，与齐国水师关系匪浅。右边高瘦的是孙氏孙衍，为人吝啬精明，但煮盐手艺最好，出的‘孙盐’在临淄能卖出霜盐价。”

    其他五家的代表也陆续上岸。范蠡注意到，这些人虽然都是盐商，但气质迥异：有的像农夫，粗手大脚；有的像文士，举止文雅；还有的满脸横肉，更像是屠夫而非商贾。

    “人到齐了，去议事堂吧。”陈桓开口，声音洪亮如钟。

    议事堂是岛上最大的一栋建筑，原本是盐场的仓库，临时改建而成。堂内呈圆形，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木制圆桌，桌上刻着精细的海图。周围九张坐席，每张席位前都摆着陶碗、水壶，以及一小碟白盐——这是盐户议事的规矩，以盐代酒。

    姜禾作为东道主，坐在主位。范蠡以“账房猗顿”的身份，坐在她右侧稍后的位置，面前摆着算筹和竹简。阿哑站在他身后，如影子般沉默。

    八家代表依次入座。每个人坐下前，都用手指蘸一点盐，点在舌尖，表示“言出如盐，不可虚妄”。

    “姜家女娃，”陈桓率先开口，直呼姜禾的旧称，“十年不见，你父亲若在世，该欣慰了。盐岛经营得不错。”

    姜禾欠身：“陈公谬赞。今日请诸位来，是为盐户生死大事。”

    “田氏压价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了。”赵魁声音粗哑，“但结盟？怎么结？谁主事？利怎么分？亏怎么担？这些不说清楚，谈什么盟？”

    “赵兄说得对。”孙衍慢条斯理地接话，“我孙家三代单传，家业虽小，也是祖上心血。若结盟后被人吞了，我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”

    其他几家也纷纷附和，议事堂顿时嘈杂起来。

    范蠡静静观察。他注意到，八家虽然都抱怨田氏，但立场并不一致：陈桓是老派代表，关心的是传统和规矩；赵魁有军方背景，底气较足；孙衍代表技术工匠派，担心技艺被窃；其余五家则多是墙头草，看风向行事。

    “诸位。”姜禾提高声音，堂内安静下来，“今日请诸位来，不是要吞并谁的家业，而是要寻一条活路。田氏将盐价压到六成，若我们不联合议价，今年冬天，九家中至少有三家要关门。”

    “那又如何？”一个满脸麻子的汉子嚷道，“我吴家大不了不卖盐了，把盐囤着，等田氏缺盐时再卖！”

    “吴老三，你囤得起吗？”另一人冷笑，“你去年借了我五十金，这个月底就到期了。你拿什么还？”

    “你！”

    眼看要吵起来，范蠡轻轻咳了一声。

    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。

    “这位是……”陈桓眯起眼。

    “账房先生，猗顿。”姜禾说，“我请他来帮忙算算账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账房，也配上这议事桌？”赵魁不屑。

    范蠡不恼，缓缓站起。他走到圆桌中央，从袖中取出九枚算筹，一一摆在桌上。

    “诸位，容在下算几笔账。”

    他拿起第一枚算筹：“先说盐价。田氏压到六成，诸位若单独卖，每瓮盐亏四成。但若九家联合，统一不卖，田氏收不到盐，市面盐价会涨到多少？”

    没人回答。

    范蠡摆出第二枚算筹：“据在下推算，琅琊一地，每月需盐至少五千瓮。官仓存盐不足两千，田氏自家盐场月产不过三千。若我们断供一月，市面盐价至少翻倍。”

    “那又如何？”孙衍说，“田氏可以外地调盐。”

    “可以，”范蠡点头，“但从齐国北海盐场调盐，陆路需二十日，损耗三成；海路需十日，但眼下是台风季，船难行。从楚国云梦调盐，需过越国关卡，勾践会放行吗？”

    提到勾践，众人脸色都变了。

    “越国刚灭吴，正需立威。”范蠡继续说，“若齐国盐荒，勾践会怎么做？他会开放越国盐场，以‘援助’之名，将盐卖进齐国。届时，齐国盐利就归越国了。”

    议事堂死寂。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——这不只是商业竞争，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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